两只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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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教育自十九世纪末走进学院，就一直经历着苦苦为自己正名的艰辛历程。虽然作为一门学科其不断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但在一片繁荣的背后，新闻仍承受着难以挺直腰杆的虚无，面对着业界无用学问论、学术浅学论，以及缺乏学科独立地位的质疑。尤其在传播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当下，新闻学的地位愈发尴尬，消亡论、取代论等各种对新闻学悲观发展前景的预测甚嚣尘上。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眼中，新闻只不过是诸多传播现象中的一种，因而新闻研究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隶属在了传播学的学科系统之下。然而新闻是不是应该仅仅被解读为一种讯息的传播，一套信号系统？究竟新闻是什么？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特性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清晰界定，有的只是现实中新闻学研究成了一个大杂烩，实务、理论、经营管理、媒体与社会关系，新闻学得外延越来越大，但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内涵之本。正如潘忠党所说，“经过近一个世纪，新闻教育仍然没有找到新闻，也就是说手持镜子百年却找不到自己”。

       作为一个主攻新闻理论的人，虽然不能以一己之力来缓解新闻学的尴尬处境，但也更无法接受新闻学在传播学的强势下逐渐失去阵地的悲惨。

        从广义上来说，新闻作为社会传播现象的一个子系统，新闻学是广义的传播学的分支似乎成立，但这并不代表因此新闻学就没有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必要。因为从两个独立分设的学科上来说，他们只是互相牵扯，互相需要汲纳对方的营养和成果，而不能彼此替换或取代。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是对各种传播现象的哲理化思考，通过研究传播现象，探求传播规律，以理性地控制和利用作为研究之目的。而新闻学则强调科学性的同时更偏重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在为人们提供与反映对象相符合的真知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理想性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评判，而这些是基于事实甚至是超越事实判断的某种价值表达，是研究者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阐释，这是人文科学的特征所在”。显然新闻学研究除了在阐释新闻实践的基本规律，为现实提供指导之外，更应提供一种人文价值取向。

 因此凯瑞认为过去的新闻学错误地将news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了学界的新闻无学之看法和业界的不屑，实际上新闻学应该以journalism(新闻型态的社会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凯瑞认为，新闻是对人和人的生活，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场景独特、历史关联的描述。新闻（news）是文本，只是就新闻作品而言，没有触及作品产生之过程和方法。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journalism），必须以社会生活作为文本，对之采取人文的解读。这就是做新闻的方法。 因而新闻教育所要培养出来的也不应该仅仅是一批事实的搬运工，“不应当是狭义实用主义式地为业界培训称职雇员，而应当是培育有能力继承启蒙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他们要会“跑”新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具有在把握社会“真实的整体”基础上发掘新闻的能力。他们要具有描述的基本功，但更重要的是，借用文化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话，他们不从事味同嚼蜡的“浅描”，而是善长具有分析穿透力的“深描”。他们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通过专门训练得到的技能，更在于他们具有服务全体社会、倡扬公共利益、献身社会福祉的精神，并有将这种献身精神转换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能力。而是深刻了解社会现实，有着极强的生活感悟能力、深厚文化底蕴、极高人文素养的人。”

  或许这样的表达会显得过于诗意和理想化，但折射的是对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传递观念的驳斥，对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观念的推崇。也就是所谓的仪式观，传播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伙伴情谊（fellowship）的建立，同属社区的建构，共享文化的再生和提高。在这种观念下，新闻本身就是民主，就如同古老的宗教仪式，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就是对民主的实践，因而新闻从业者本身应该是坚定的民主实践者和维护者。

  因此新闻学不仅不等同于传播学，而且大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深入研究之必要，新闻教育与研究与社会民主也有着直接的相生相伴的关系。